秦直道，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甘肅省和陜西省境內，是一條秦代修筑的交通干道。該道路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但沒有具體的建成日期。建成之后的秦直道在清朝之前都有使用，至清朝時逐漸廢棄。20世紀70年代時，考古學界重新展開了關于秦直道的研究，關于秦直道的走向問題成為學界爭論的焦點。2009年，陜西延安市境內的秦直道通過考古發掘確認，至此關于秦直道的走向幾乎已全部確認。

大秦直道簡介

大秦直道，陜北俗稱“皇上路”“圣人條”，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12至公元前210年命蒙恬監修的一條重要軍事要道。秦直道南起京都咸陽軍事要地云陽林光宮（今淳化縣梁武帝村），北至九原郡（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西南孟家灣村），穿越14個縣，700多公里。路面最寬處約60米，一般亦有20米，它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大秦直道

秦始皇吞并六國，統一華夏之后，除其他政績外，還辦了兩件舉世矚目的大事：一是修筑了萬里長城；二是修建了一條類似今天的高速公路——大秦直道。

大秦直道

大秦直道修筑時間

古籍記載

關于秦直道的始筑時間，《史記·秦始皇本紀》和《史記·六國年表》皆有明文記載，謂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當了無疑問。不過秦直道究竟完工于何時？修筑秦直道總共用了多長 時間？史籍語焉不詳。學界一般根據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七、八月間胡亥等人曾經由直道南返咸陽事斷定秦直道即竣工于這一年，也就是認為秦代修筑直道只用了兩年半時間（王開主編《陜西古代交通史》）。實則這樣的結論并不合乎歷史情況。《史記·蒙恬列傳》云：“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湮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司馬遷既然明確說“道未就”，可見當秦始皇崩逝沙丘，蒙恬含冤而死之際，直道并沒有竣工。

這樣的推論還可以找到其它的證據。據《史記·李斯列傳》，秦二世矯詔僭立后，“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眾。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道、馳道，賦斂愈重，戍繇無已。”這說明發端于秦始皇的直道工程，實與阿房宮工程一樣，一直持續到二世時期。清人顧炎武《日知錄·史記注》條謂：“始皇崩于沙丘，乃又從井陘抵九原，然后從直道以至咸陽，回繞三、四千里而歸者，蓋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若徑歸咸陽，不果行游，恐人疑揣，故載辒辌而北行，但欲以欺天下，雖君父之尸臭腐車中而不顧，亦殘忍無人心之極矣。”顧氏之語雖然尖刻，但卻道出了當時的實情。

相關推斷

看來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出巡天下時，原本可能也有從新開辟的河南地南返咸陽并檢察直道工程進展情況的打算，但東游途中暴崩沙丘則為其始料未及。二世為避天下疑揣，選擇尚未竣工的直道南歸，確為當時具體情勢所迫。大約是親歷直道后，頗受其中顛簸之苦，秦二世日后才有了續修直道的舉措。

結合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直道已經可以粗通車馬的情況來看，秦直道工程乃肇于始皇而成于二世，從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歷時約五年之久，其中前二年多為第一期工程，雖粗可使用，但仍然“道未就”：后二年多則為第二期工程，修繕之后，直道才完全竣工。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

文獻的簡略記載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竭盡全國人力、物力，從事兩項規模巨大的國防工程建設，一為修筑長城，一為“治直（道）、馳道”。馳道的多數路段，是利用戰國時各國原有的道路，加以溝通、連接或進一步拓展而成。直道則是秦始皇為攻防匈奴，令大將蒙恬率數十萬軍工、民工突擊修筑的國防道路。起自甘泉宮，止于九原郡，長“千八百里”。路線大體南北相直，因稱“直道”或“秦直道”。 史志文獻對“秦直道”有多處記載，但都十分籠統。西漢武帝時，太史公司馬遷曾走過了“直道”全程，但他在《史記·蒙恬列傳》中僅寫出“直道”的南北起訖點，未具體列出途中經地。《元和郡縣志》《鄜州志》《括地志》等一些全國范圍或州縣范圍的志書，也只點出大概方位，沒有詳確記載。因此，秦直道的具體走向，僅靠古文獻所記難以判定。

《史記·蒙恬列傳》：“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司馬遷經行秦直道后，感慨萬千。《史記》：“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見蒙恬所為秦筑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 《資治通鑒·秦紀二》記：“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郡），抵云陽（縣），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唐《元和郡縣圖志》卷三《關內道·寧州·襄樂縣》記：“秦故道，在縣東八十里子午山。始皇三十二年，向九原，抵云陽，即此道也。”此乃黃陵縣艾蒿店至五里墩一段直道。 清康熙《郝州志》記：“圣人條：州西子午嶺，詳記事。又保安（今志丹縣）有圣馬道，在縣東七里（應為七十里）。云赫連勃勃起自夏臺（夏州），人長安，芟平山谷，開此道。”此指今富縣西境子午嶺上一段直道，遺跡保存較完整。

《鄜州志》又記：“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帝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按州西百余里有圣人條，寬闊可并行車二三輛，蜿蜒轉折，南通嵯峨，西達慶陽，疑即（蒙）恬所開者。”即圣人條與秦直道為一途。

《史記·匈奴列傳》引《括地志》記：“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應為東）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云陽，千八百里。”唐之慶州華池縣在今甘肅省華池縣東南30余公里處的葫蘆河西岸，位于子午嶺西側。所記“秦故道”，即位于子午嶺上的直道。

功能綜述 秦王朝通直道與筑長城從性質上講是完全不同的兩項工程。筑長城是出于軍事斗爭的需要，抵御少數

族奴隸主貴族的侵擾，可謂軍事工程。直道如上所述，只能是一條交通線。當然可以運輸軍隊和軍用物資、軍士們所需的生活用品等，一般地說只是在戰時是這樣。所以不能單純的稱為軍事道路。 由于“直道”修建在鄂爾多斯草原中，特別是還行進在子午嶺主脈上，子午嶺處于洛河流域河谷大道和涇河支流馬蓮河流域河谷大道之間，因為它居高臨下，對其兩側的河谷大道有扼控作用，子午嶺的地理位置決定“直道”在防御匈奴族和北方少數族奴隸主入侵中具有很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軍事戰略地位和軍事道路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內函。把“直道”說成“軍事工程”“軍事道路”，恐怕是同“直道”所具有的軍事戰略地位相混淆的結果。“直道”的軍事戰略地位是指它在軍事斗爭中不是一時一事，一次戰斗或一個戰役的地位，而是指長遠的，關系戰爭全局勝敗的地位和作用。“直道”的軍事戰略地位是由它所處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所起的屏障和扼控作用表現出來的。

大秦直道歷史作用

秦直道是中國勞動人民在距今2200年前，用落后的生產工具，沿著山嶺和沙漠草原修筑出的長達700余公里、寬50米左右的車馬大道。而且僅用兩年半時間，就完成了選線、改線、施工、建筑驛站、郵亭等任務，其速度之快，工程之艱巨，在中國乃至世界筑路史上可謂奇跡！直道修成以后，除在軍事上收到威懾的效果以外，對于南北政令統一、經濟開發和文化交流，也起到極為有益的作用。

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一書中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見證》一文稱，1973年至1974年對內蒙古奈曼旗沙巴營子古城進行清理發掘時，發現刻有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詔書銘文陶量器殘片，字體系秦隸。內蒙古赤峰市蜘蛛山遺址也出土有印著秦始皇統一度量衡詔書的陶量器、衡器，赤峰寺三眼井和敖漢旗老虎山出土有秦代鐵權，重量在30公斤以上，三眼井鐵權并有秦始皇詔書鑄文。證明秦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的政策，通過秦直道，也強力推行于秦長城沿邊的郡縣。

秦漢強力推行移民實邊政策，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三十六年（前211）大規模向無定河以北移民。漢元朔二年（前127），元狩四年（前119）、五年（前118），始元二年（前85）亦先后四次在朔方實行軍屯、民屯。秦和西漢推行這些移民實邊措施，都是以咸陽、長安通往上郡的直道、馳道為依托。軍屯、民屯之后，使得本以“畜牧為天下饒”的長城內外地區，卻以“饒谷”、“多畜”并稱。即由原來的畜牧區，變成了半農半牧區。當時上郡人口達六十多萬，比發達的漢中郡還要多[132]。隋唐時的撫寧縣，由于谷粟產量日增，“厥宜粟，米汁如脂”，因之，到宋以后改稱“米脂縣”。1952年以來，陜北的綏德、米脂、榆林等地，出土漢代畫像石五百余塊，刻有“牛耕圖”、“谷物圖”、“放牧圖”、“拾糞圖”以及“雜技圖”、“擊劍圖”等等。這些內容與文化發達、經濟繁榮的南陽和山東等地出土的畫像石極為相似[133]。聯系到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關東貧民徙北地、西河、上郡數十萬人口的歷史記載，道路交通為移民創造了條件，內地人民移居朔北隨之帶去的先進生產工具、技術，以及意識形態和文化生活方面的東西，隨移民傳播，最后活躍于畫面，也就很自然了。

大秦直道走向

“直道”經鄂爾多斯草原后進入子午嶺，沿子午嶺主脈由北向南，直至子午嶺南端的甘泉山。子午嶺是一座高大的山峰，山區面積廣，支嶺較多，地形復雜，地勢險要，是延州、慶州以及關中的屏障，扼控著東西兩側的河谷大道，是兵家必爭之地。子午嶺兩側的河谷大道：即著名的延川道(由長安通向延州（今延安)，再北行通向內蒙古） 和馬蓮河道（由賀蘭山下和內蒙古南下,經環縣、慶陽、長武、彬縣，直達關中）。河谷地帶水草豐盛，游牧族習慣來往于河谷大道，因此，它們成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主要通道。延川道河谷比較狹窄，北方游牧部族南下時困難較多，因而往往從馬蓮河道南下。從馬蓮河道南下，不僅距關中路程較近，而且多為土山丘陵地，險阻不大，容易攻掠。這條路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環縣和靈武間俗稱“旱海”，水草缺乏，扎營行軍有所不便，不過這段路程不遠，影響不太大。

另外還有一條道路，在馬蓮河道之西，六盤山下的肖關道。這條道路，比較平坦，水草也比較豐盛，更利于騎兵活動，缺點是距離關中較遠，但在延川道、馬蓮河道受阻的情況下，北方游牧族也常由此道南下。馬蓮河道、肖關道、延川道都關系著關中、延州、慶州的安危。特別是馬蓮河道和肖關道，自古以來，發生了不少的戰爭，有的還很激烈。

延川道、馬蓮河道、肖關道這三條河谷通道，馬蓮河道居其中間。三條河谷道之間還有一些道路可以互相通往，這樣，馬蓮河道還承受著由延川道、肖關道轉過來的攻擊和壓力，因此馬蓮河道所處的地位更為突出。

大秦直道扼控作用

延川道和馬蓮河道分處于子午嶺的東西兩側，直道在其子午嶺上。直道對于兩側的河谷大道起著扼控作用。如在西漢初年,漢文帝3 年（公元前177 年）匈奴右賢王入據河南地，攻掠上郡，未能沿延川道繼續南下，就是因為有直道的控制。而同時，漢文帝派臣相灌嬰率軍由直道行進，抗擊匈奴，匈奴奴隸主很快撤出了河南地，確保了關中的安全。又如漢文帝14 年（公元前166 年） 匈奴族老上單于率騎兵14 萬入侵朝那（今甘肅平涼西北） 、肖關（固南原），殺死北地都尉，掠奪了大批財富，隨后又進攻彭陽（鎮原縣），其前鋒到了雍（陜西鳳翔）和甘泉（陜西淳化縣）。匈奴族這次南侵來勢兇猛，為什么老上單于在塞內停留一月以后又撤回塞外。為什么不走距關中較近的馬蓮河道，而走距關中較遠的肖關道呢? 就是因為“直道”扼制著馬蓮河道之故。

“直道”的扼控作用還表現在對于子午嶺山脈周圍交通網絡的控制，子午嶺東西兩側的延川道和馬蓮河道是兩條平行的河谷道，它們之間的連接必須通過子午嶺才能形成網絡。互相補充、互相影響。因而在子午嶺上有許多關卡都處于“直道”上。如沮源關（興隆關） 、雕令關、午亭子、老爺嶺等處都是主要的十字交叉路口，都有一些關隘設施，控制著子午嶺周圍的交通網絡。特別是成為控制延川道和馬蓮河道的重要咽喉。成為邊郡重鎮和關中的天然屏障。

大秦直道秦滅亡后

秦朝滅亡以后，直道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西漢初年，匈奴貴族勢力曾兩度試圖進犯關中，其中一次入蕭關，直抵雍縣和甘泉。既然匈奴奴隸主有意窺伺甘泉，為什么不從九原直接南下，卻要遠遠繞道六盤山下？在子午嶺的東西，分別是洛河河谷和馬蓮河河谷。游牧民族南下侵犯中原地區，一般都是取道河谷。而當時洛河河谷和馬蓮河河谷都沒有受到騷擾，這又是什么原因？推究其實際情況，正是子午嶺上增添了一條直道，使得匈奴貴族不能不有所顧慮。他們雖然暫時控制了河南地，也不敢長期盤踞。當時匈奴左賢王曾一度占據陰山和河套地區，但不久又復撤走，就是這個緣故（《史記·匈奴列傳》）。

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自泰山復東至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漢書·武帝紀》），所走的正是直道。這次巡幸，司馬遷曾經隨行，故而能將直道的起訖地點明確記載下來，并說“行觀蒙恬所為筑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史記·李斯列傳》），對秦人開辟直道的利弊得失進行了歷史總結。西漢時期不僅積極利用秦時所修的直道防御匈奴南犯，而且對于直道的維護也曾有所著力。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當時在北地郡新增了直路縣和除道縣，這兩縣正分別設在子午嶺段直道的南北兩端，顯然是為了加強對直道的控制。

唐朝建都于長安，強大的突厥族雄峙于漠北，頻繁南侵關中。唐太宗時期，突厥一次進犯，十萬鐵騎直達渭河岸邊，兵鋒威逼長安。 后來唐王朝轉守為攻，再奪河南地，設置東、中、西三個受降城控制陰山防線（《元和郡縣圖志》卷四），直道聯系北邊諸軍要鎮的作用仍顯而易見。

一直到了明代，直道仍舊是一條通途，清朝初年才漸趨湮塞。據乾隆《正寧縣志》：“此路一往康莊，修整之則可通車轍。明時以其道直抵銀、夏，故商賈經行。今則塘汛廢弛，通衢化為榛莽。”不過又據正寧劉家店子林區和旬邑石門關的當地老人回記說，數十年前，劉家店子林區的古道一直通向定邊，平時驢馱馬載，絡繹不絕；石門關至馬蓮河一段子午嶺的主脊鳳子梁，正是關中棉花向北運輸的必經之路。每當運花季節，梁上路旁的灌木枝上，粘花帶絮，一路皆白。 解放戰爭前，石門關為陜甘寧邊區后期部隊所在地，設有大型儲糧倉庫，鳳子梁更成為轉運軍需糧草的大路。這些事實說明，自唐代以后，隨著政治中心的轉移，西北地區的交通格局相應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直道仍在溝通陜、甘、寧、內蒙諸省區的經濟交流方面發揮著作用。歷代斷斷續續地加以開發利用，這也正是秦直道遺跡得以保留至今的主要原因。

大秦直道旅游開發

秦直道遺跡以及沿線的古城遺址，對于研究秦漢北方地區的歷史，特別是匈奴的戰爭史、交通史、通訊史和民族關系史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人文歷史信息價值。近年來，在旅游開發方面，內蒙古鄂爾多斯市走在了前面。據當地旅游局官員介紹，從旅游價值去看，秦直道是壟斷性旅游資源。“秦直道是國內外唯一的二千多年前就已載入史冊的一條大道，也是世界上最早、最直、最長、最寬的歷史大道，具有世界性、歷史性、文化性、唯一性，從旅游資源的角度來說具有壟斷性。”

據《史記》記載：秦直道的三個特征是：“鏨山堙谷，直道之”。如果開發成旅游線路，更加一目了然，再現歷史原貌，同時秦直道所包含的歷史文化價值具有獨特性。秦直道具有秦漢以來中原農耕歷史文化的線條，也有匈奴游牧歷史文化的線條，其旅游潛力是巨大的。秦直道遺址具有的文化信息含量、層次和獨特性決定了其作為文化產業品牌的價值，就這一點而言，秦直道是無可替代的。秦直道文化既是一種文化形式，也是一種資源。

有研究者說，文化只有根植于市場才能不斷發揚光大，煥發其蓬勃活力。 秦直道的保護規劃和未來發展空間到底如何呢？為此，北京工業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常務副院長戴儉博士認為，秦直道文化價值的開發利用必須遠離直道原址。古代文明的發生、成長、積淀以及作為重大歷史時刻及事件的見證等因素，促成了文化的影響力。既要保證遺址的保護，又推動了文化產業的開發，使兩者成為并行不悖、互相促進的有機整體，讓保護與開發最終達到合理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