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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中書院,關中書院在哪里,關中書院在哪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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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中書院”是明、清兩代陜西的最高學府，也是全國四大著名書院之一，西北四大書院之冠，位于現陜西省西安市。書院建筑規模宏大，中間講堂6間曰“允執堂”，左右南屋4間，東西號房各6間，講堂后邊有假山，“三峰聳翠”，“宛若一小華岳”，講堂前半畝方塘，豎亭于中，砌石為橋。書院有門兩重，大門二楹，二門四楹，郡丞劉孟直書“八景詩”以壯其觀，學者王大智書隸字為書院題名。

關中書院簡介

關中書院建于明神宗萬歷年間，是明清兩代陜西的著名學府，全國四大書院之一。2009年7月，隨著西安師范學校并入西安文理學院，自那時起關中書院就成為西安文理學院北校區，接續了文理學院與關中書院深厚的歷史淵源。

關中書院是明清兩代陜西的著名學府，全國四大書院之一，位于西安市南門內西側書院門街西口。關中書院對西安文理學院的辦學定位和大學文化建設有著重要的影響，關學精神也對西安市的經濟社會文化建設產生著積極的作用。

關中書院

關中書院是明清時期陜西著名書院。位于西安府治東南，在今西安城南門內東側西安師范學院處（即書院門街西口，街名由此而來）。明萬歷二十年(1592年)，陜西著名學者、御史馮從吾疏忤神宗罷官歸里后，與友人蕭輝之、周淑遠等在此地之西寶慶寺講學多年，弟子日眾，而寺地狹隘。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十月，陜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參政熊應占、閔洪學及副使陳寧、段猷顯等，為馮從吾另擇寶慶寺之東小悉園處創建關中書院。書院中建講堂六楹，題匾名“允執堂”。馮從吾《關中書院記》云：“書院名關中，而匾其堂為允執，蓋借關中‘中’字，闡允執厥中之秘耳。”講堂左右各為屋四楹，皆南向若翼；東西建有生徒宿舍號房各六楹。堂前有方塘半畝，樹亭于中，砌石為橋。堂后有假山一座，三峰聳翠，宛然一小華岳。大門本南開，后改于西巷。三年后，新任布政使汪道亨于書院建“斯道中天閣”一座，以祀孔子。至此，書院已初具規模。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政府撥給關中書院帑（tang音躺）銀一千兩，作為書院經費補貼。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御賜書院“秦川浴德”匾額。三十六年（1771年），巡撫畢沅蒞任之初，以為“移風易俗，教化為先”，重視學校教育，于是重新修建關中書院，并延請江寧進士戴祖啟來陜主持關中書院，還在全省選拔一批優秀生徒于書院學習。關中書院規制，設山長一人由撫臺聘請，掌管教務；監院一人，專管庶務；齋長二人，代表生徒，協助書院管理。課程有經、史、子、集，考課有詩、古文、詞、八股試帖、策論、雜著等。每月一官考，分月由大吏來主考。除此之外，每月課堂測驗2—3次，由山長主考。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陜西巡撫升允改關中書院為陜西師范學堂。

關中書院

關中書院地理位置

從西安鐘樓南行，將至南門往東拐，便是書院門古文化街，街口有一座突兀而起、古韻十足的高大牌樓，牌樓上方是“書院門”三個金燦燦的顏體大字，兩旁是“碑林藏國寶，書院育人杰”的醒目對聯。街道兩旁是青一色仿古建筑，街道路面用青石鋪砌。

關中書院歷史沿革

關中書院，位于陜西西安。明萬歷三十七年(1609)，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參政杜應占、閔洪學，副使陳寧、段猷顯為工部尚書馮從吾講學而建于府治東南安仁坊。明儒馮從吾原講學于城東南寶慶寺，因寺狹不能容，汪氏等特建此院供講學。有講堂6楹，匾題“允執”，左右屋各4楹，東西號房各6楹；二門4楹，大門2楹及亭、池、橋、閣等。馮氏在此主講近10年。傳闡程朱理學，四方從學者至5000余人。制定《學會約》、《關中士大夫會約》，并撰《關中書院記》。明天啟五年(1625)魏忠賢毀天下書院，遭毀。崇禎元年(1628)復建，由馮門弟子繼掌其學。

清康熙三年(1664)巡撫賈漢復檄西安府葉承祧、咸寧知縣黃家鼎擴建牌坊1座，大門1楹，東設東廨為主講寓所，西設西圃，北豎小坊及二門、三門各3楹，匾題“繼往開來”，中建精一堂5楹，置道統祠，祀黃帝、炎帝，左右堂祀正學、理學名臣。十二年，總督鄂善重修，聘李颙主講其中，倡導自由講學之風。李颙登臺講學之初，一時“德紳名賢、進士舉貢、文學子衿之眾，環階席而侍，聽者幾千人”，甚至總督鄂善和陜西巡撫阿席熙也前來聽講。這是關中書院自馮從吾講學之后的再度復興。

李颙執教關中書院后，首先為書院制訂會約10條、學程8條，對書院講學的時間、禮儀、次第、方法、內容、目的以及就學士子每日必修的學習課程等，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并強調書院以“講學”為其宗旨。他認為：“立人達人，全在講學；移風易俗，全在講學；撥亂返治，全在講學；旋乾轉坤，全在講學。”在學風上，李颙明確主張實行“明體適用”之學。要求學生做到文武兼備，博覽群書，“上至天官、輿地，以及禮、樂、兵、農、漕屯、選舉、歷數、士卒、典籍，”無所不讀。為此，他給學生開了“明體”和“適用”的兩類書目。在明體一類所開書目有王畿的《龍溪集》、羅汝芳的《近溪集》、楊簡的《慈湖集》和陳獻章的《白沙集》，此后再列二程、朱熹、薛瑄、吳與弼，直至馮從吾等程朱學者的著作。在適用一類所開的書目有《大學衍義》、《文獻通考》、《實政錄》、《武備志》、《農政全書》、《泰西水法》等十余種書籍。同時，他還要求學生“實修實證”，達到“開物成務，康濟群生”。希望學生學會“用兵”，因為經世之法，莫難于用兵，學者只知讀書，對軍事一無所知，造成民族淪喪受辱。

雍正十一年(1733)賜帑銀1000兩，建為省城書院。乾隆二十一年(1756)御賜“秦川浴德”匾額。三十六年巡撫畢沅重修，延進士汪祖啟主講。“不數載，關中鄉會試中膺館選者大半皆書院之士”。

同治十二年(1873)布政使譚鐘麟訂《書院課程》5則：“重躬行、辨經義、稽史事、通時務、嚴課程。”光緒七年(1881)巡撫馮譽驥附設志學齋于院東，購置圖書并增加膏火。住院諸生講習，日有札記。越數年，按察使黃彭年、布政使曾龢又立齋舍，并購書贈書院。時考課以詩、古文詞、八股試帖、策論、雜著。每月官課1次，獲超等、特等諸生獎賞膏火，一等以下無獎賞；每月堂2-3次，院長主之。獲超等、特等諸生可得膏火，無獎賞，一等以下無膏火。光緒二十九年(1903)巡撫升允改為優級選科及初級完全科兩級師范學堂。

關中書院歷代興衰

說起關中書院的興衰，還有一段傳奇的故事。明末西安有個著名學者馮從吾，官至工部尚書。為官清正，性情耿直，嫉惡如仇，他上書批評皇帝沉溺酒色、荒于朝政，直言觸怒了皇帝，因而憤然辭朝歸故里，在故里，他潛心經理之學，講學于寶慶寺，萬歷三十六年（1609年）陜西最高行政長官汪可受等人在寶慶寺“聯鑣會講”，來聽講學的多達幾千人，因此改寺東“小悉園”為“關中書院”供馮從吾等學者講學。書院建筑規模宏大，中間講堂6間曰“允執堂”，左右南屋4間，東西號房各6間，講堂后邊有假山，“三峰聳翠”，“宛若一小華岳”，講堂前半畝方塘，豎亭于中，砌石為橋。書院有門兩重，大門二楹，二門四楹，郡丞劉孟直書“八景詩”以壯其觀，學者王大智書隸字為書院題名。

明天啟五年，閹黨魏忠賢得勢專權，誣陷鎮壓東林書院一幫文人，關中書院及其主講者馮從吾先生累及。天啟六年（1626年），熹宗下旨“一切書院俱著拆毀”，十二月關中書院被毀。

時至清代，康熙三年（1664年），西安知府、咸寧知縣督修關中書院，并擴院址，增設東廊，作為講學先生之寓所，并設西圃，作為學生憩息之場所，又建“精一堂”五楹，左右脅堂及兩廂各五楹。使書院一度成為督學使署。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關中書院再度修葺一新，院內房屋總計370余間，書院占地130多畝。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關中書院改建為陜西省師范大學堂，當時成為西北5省的最高學府，民國時改為省立師范學校，直至解放。現已是西安文理學院初等教育學院。

關中書院作用

明清時期的關中書院在人才培養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為地方培育了一批“務戒空談、敦實行”的儒生。這種教風學風對西安文理學院的教學思想影響很深。西安文理學院秉承關中書院“德教為先”、“務戒空談”的作風，在教師隊伍的建設上，更新觀念、創新機制、穩步推進，同時，優化配置教學資源，重點突破，逐步形成教學和科研團隊，出臺了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的新舉措，全面提升教師的應用能力。

在學風建設上，關中書院培養人才充分體現了學貴有用、身體力行的特點，“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算之學無所不究”。西安文理學院遵循這一學風特點，按照“文理為基，工管為重，師范做精，專業做特”的專業發展思路，修訂了應用型人才培養方案，加強實踐教學，強化實踐能力培養。學校啟動了西安文理學院“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旨在增強大學生創新能力和創新基礎上的創業能力，建立大學生參與科學研究和創新創業實踐的培養機制，從而形成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

關中書院在學術傳播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導致關學再度興起。西安文理學院的學術研究，繼承了關學“學貴于有用”的樸實作風，注重腳踏實地。西安文理學院地處西安，保護西安獨有的歷史文化資源并開展歷史文化研究，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也是高校踐行文化傳承與創新職能的義不容辭的責任。弘揚傳統文化、探索民生文化、創新現代文化是學校開展文化研究的主要工作。學校以“立足西安特色，做足漢唐文章”為理念，成立了長安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對長安歷史及歷史時期的哲學思想、政治制度、環境變遷、文學藝術、民風民俗、教育現象、對外交流、社會生活等進行全方位綜合研究，提升了西安市歷史文化研究的整體水平。目前該中心已通過省教育廳驗收，成為省級重點研究基地。